他们为何违法犯罪？

近几年来，一些受党培养教育多年，曾为党和人民作出过贡献的干部，晚节不保，到了快要离退休的夕阳年龄时，想大捞一把，结果却成了“阶下囚”。据统计，在反腐严打斗争中，许多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犯罪人员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半数左右。上海市近年来查处的局级以上干部经济犯罪案中，59岁左右的人占三分之一。这种现象被称之为“59岁现象”。

现在我国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为什么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犯罪呢？他们出于什么原因，什么犯罪心理？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本文意欲探讨剖析一下在新形势下“夕阳”干部的种种违法犯罪心理。

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扭曲心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的干部看到某些人过富裕的生活时，感到自己寒酸、见不得人，甚至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为人民尽忠职守吃了亏，不值得。他们认为在离退休之前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捞一把，形成了“有钱不拿是傻瓜”，“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扭曲心理。原河南省周口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曾锦城，利用职务之便，先后37次收受20多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4．49万元，美金9500元，录像机、空调、电视机等物价值8．7万元，而这些受贿大部分发生在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后调查期间发生的。“觉得不收白不收，有权不使，过期作废。”曾妻说出了曾锦城的扭曲心理。云南红塔山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曾是一个被各种荣誉和光环所笼罩的人物，人称“中国烟草大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现代化烟草企业，褚时健为此作出过重要贡献。然而，在功成名就之后，在将要退居第二线之时，他却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不及待地疯狂吞噬国家和集体的资产，最后从高高的“红塔山”上坠落。褚后来这样讲述他当时的心态：“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将来想想，不能白苦……”那种唯恐“过期作废”的心态跃然纸上。

二、权比法大、有恃无恐的妄为心理。一些干部，自认为嗅觉长，信息灵，关系网密，因而知法犯法，有恃无恐。原58岁陕西省民政厅长靳建辉，曾任宝鸡市委副书记，主管过政法工作。他胆大妄为，不几年就收受岚皋等县贿赂和倒卖救灾物资的回扣总计金额7．9余万元。原首都钢铁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高居党委第一把交椅，就以为“我说了算”，别人奈何不得。从1986年开始，他利用职务之便，索贿受贿高达141．8余万元，贪污公款8．2万余元。

三、权钱交易合情合理的居安心理。一些干部认为：“商品经济时代，讲的是等价交换，而不是讲奉献、大公无私。”“谁老实，谁吃亏。”“我为你谋利，你送我财礼，合情合理。”这种心理使他们走上犯罪之路。某公司总经理，收到工程单位2万多元现金之后，深切感受到权力的“魅力”。望着炙手可热的金钱和行贿者的笑脸，他无法拒绝。于是在权力与金钱的交易中逐渐习以为常，越陷越深。

四、盲目攀比超前消费的失衡心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干部看到一些人很快富裕起来，心理极不平衡，便盲目攀比，也要“快马加鞭”超前消费一番。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们便大肆收受贿赂，吃喝玩乐，且胆子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原湖北省财政厅长曾繁衍，是一个有30多年党龄行将退休的老干部。退休前他多次去香港、深圳、海南等地，在领略了花花世界的情趣后，便萌发了去香港定居的念头。为了实现这一美梦，他不顾一切，利用手中权力，在退休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疯狂索贿受贿达38万余元。

五、升官无望大捞钱财的补偿心理。一些上了年纪的干部认为，年轻化的干部政策，使自己升迁无望，便寻求财路，准备大捞一把以便退休后享用。59岁的深圳社会保险局原局长邱其海，认为往上爬已不可能，于是大肆进行钱权交易，自忖只有这样才没有“白活”，才没有“浪费”手中最后的权力，到头来终于滑进了犯罪深渊。1998年2月23日他面对深圳1000多名副处以上领导干部和企业负责人痛诉堕落教训：“如果我能正确对待并行使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自尊自爱，自警自律，也许再过一年就可以功成身退，和老伴儿孙一起尽享天伦之乐……”

研究表明，犯罪行为的实施伴随着复杂的心理活动，犯罪行为不但受周围环境（其中包括犯罪被害人的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犯罪人心理的影响，在犯罪人心理、犯罪情境与犯罪行为的实施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具体犯罪行为就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下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的违法犯罪现象的确触目惊心，发人深省。